（两会前瞻）开局之年，中国两会有何新看点？

严格来说，社区矫正不是一种保安处分措施，而是刑罚的一种或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

如果每年的新生儿中只有几千个一个肾的孩子，那就意味着另外几千个孩子被计生委和家长合谋杀害了，陈天懿只是其中谋杀未遂的一个。其实也没什么奇怪，所谓不该出生的孩子，其实就是该死的孩子，陈天懿在中国大陆作为一个人是没有活路的，甚至难以像宠物狗一样被好心收养。

在孕妇保健和孕妇保护之外的所谓优生优育，其实就是鼓励堕掉可能有残疾的胎儿，这一方面通常导致更多的健康胎儿被中期引产（所谓出生缺陷筛查，无非就是万分之几十以下为合格、万分之几百以上为高危，从而建议堕掉而已），另一方面构成对所有在世的残疾人最严重的歧视（意味着他们是不该出生或该死的）。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宋儒亮教授主张把不该出生的孩子交给曾经要堕掉她、遗弃她的生父母抚养呢？我想大概是为了给政府甩包袱吧。即使要批准，也只能由医师行业协会或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而不是计生部门。请问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负责任的行为比堕胎更严重地危害孩子？引产于前、遗弃于后，陈天懿由她的亲生父母养不止是一般的不利，而是有生命危险，宋儒亮教授不会想不到这一点。这意味着没有一个一个大月份胎儿是不该出生的，大月份引产仅仅是为了挽救孕妇性命不得已采取的医疗措施，跟计生委掌握堕胎权或堕胎批准权的少生优生不应当有半点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五条的规定，收养必须有送养人，这个送养人除了有特殊困难的父母、孤儿的监护人外就只能是社会福利机构了。8月3日，医生发现刘芳胎盘早剥，进行了紧急剖腹产手术，取出了在母腹中已经孕育8个多月的陈天懿。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共产党自己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说清楚或者提供过一个让人感到有说服力的答案的问题，尤其是当人们把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社会现实做对照的时候。

今天这个条款法律上依然有效。而这个说法更大的问题是把宪法所要保卫的那个东西的状态和定义看作是永恒的现在进行时，30年来一直在变，现在在变，将来还要变，永远不会固定。工人阶级是谁？工农联盟在哪里？人民民主专政又是什么？一句话中包含这么多泛泛的政治概念，而这些概念又完全是用意识形态的抽象话语来解释的。实际生活中，可以说很少有人真的把它当回事，这不但是因为掌权的那个党本身就不遵从宪法上一切党派都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而且因为这个宪法的很多内容都是空洞的政治教条，完全缺乏法律条文所必需的内容的明确和语言的规范，在社会现实中可以说是无所对照，无所依从，难有操作性。

相信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个道理：一个宪法或者法律规定某个制度不容侵犯，其依据总是这个制度的当下状况，是它的现在式，而不可能是它的过去式，也不可能是它的将来式。宪法的第一条在上述条文下接着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这就是说，1982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就是当时制定的宪法上那个不容被破坏的社会主义。如果宪法真是如此神圣，那么是谁破坏了那个社会主义制度而必须受到严惩呢？有人一定会说：我们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全面，社会主义也是随着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的麽，邓小平不是早就这么说了吗？这就等于承认把一个自己还说不清楚的东西放在宪法第一条去保卫，不用说这是荒谬的。（来源：《纵览中国》）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在这个意义上，1982年的那个社会主义制度30年来已经被破坏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了。

30年前，1982年，中国人大通过了新版宪法。那个宪法基本上就是现行宪法，虽然有过4次修正案，其基本条款和内容没有大的变化。任何人到中国社会里走一走，除了挂牌的官方机构，他能看到和接触体现这些概念的具体个人和社会现实吗？在这个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对照中国社会30年来的变化，可以看到这个根本大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悖谬。例如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如此

第67条e（1）：1.法院可随时审查是否可以暂缓收容的继续执行以及交付考验。第68条（1）：因实施了法律特别规定应予以行为监督的犯罪行为而被判处6个月以上有期自由刑的，如果行为人仍存在继续犯罪危险，法院除判处刑罚外还可命令行为监督。

第67条a（1）：经命令收容于精神病院或戒除瘾癖机构的，如法院事后认为将行为人转换执行另一种处分能更好地促进行为人重返社会，可进行转换。新京报：保安处分与社区矫正的关系是什么？刘仁文：在西方很多国家，社区刑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对一些比较轻微的犯罪行为，直接判处社区刑，例如判多少小时的社区工作。

第64条（1）：如果某人有过量服用含酒精饮料或其他麻醉剂的瘾癖，且因其在昏醉中实施的或归因于瘾癖的违法行为而被判处有罪。在这两种情况中，如违反保护管束规则情节严重的，即可以撤销缓刑宣告或假释，而执行其宣告刑或继续执行其剩余刑期。新京报：两者能否结合在一起来实施？刘仁文：现在有些国家会把刑罚和保安处分相糅合，例如，有的罪犯如性犯罪者，假释或者刑满释放出去后，要在一定的期限内，于脚部或手腕戴一个电子设备，以便接受监督，要求他晚上几点必须回到家中，一有违反电子设备就会发出信号，那就得重新收监。□唐丹刘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中国劳动教养学会理事来源:新京报 进入专题： 劳教制度 。但何为必要的时候？强制医疗的程序如何？一直没有落实。新京报记者李秀卿德国的保安处分规定德国的保安处分制度相当成熟和完善，该制度规定在《德国刑法典》中，集中在第三章第六节矫正与保安处分中。

况且，如果对精神病人或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实施刑罚，对他们也不公平。因未满18岁而减轻其刑者，得于刑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令入感化教育处所，施以感化教育，但宣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者，得于执行前为之。

还有的在服刑快结束的时候，允许白天出去找工作，慢慢适应社会，晚上回到监狱。这个欣克利好几次都说自己的病好了，但就是通不过鉴定。

这前面的21年可以说是对他罪行的定期刑罚，后面可以说是一种不定期的保安处分，如果对社会没有威胁，则21年刑期服满就可出狱，如果对社会有威胁，则要继续收押，直到这种威胁消除才可以被放出来。有犯罪之习惯或以犯罪为常业或因游荡或懒惰成习而犯罪者，得于刑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令入劳动场所，强制工作。

可以这样说，像治安拘留和劳动教养这类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要由法院而非行政机关来裁决，既是当今法治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也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的要求，我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未批准，其中劳动教养等做法与该公约的要求不一致也是一个原因。台湾刑法所规定的监护处分有两种：一是对于心神丧失的人的行为不处罚。由于要病治好才能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比刑罚还残忍，因为刑罚是定期的，而这种强制医疗是不定期的，所以必须人道，是治疗而非监禁。既然社会存在这些现象，就需要去治理，我们的刑法因是单轨制，治不了这些现象怎么办？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对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强制戒毒，对卖淫嫖娼者的收容教育，乃至劳动教养等，就纷纷以行政处罚的形式出现，零散地分布在众多的行政法规中。

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就要对他们采取保安处分措施。或仅仅因为他被证实无责任能力或未被排除无责任能力而未被判处有罪，那么，如果仍然存在由于其瘾癖而实施严重违法犯罪的危险，法院可命令将其收容于戒除瘾癖的机构。

但也不完全一致，可能刑事案件的程序复杂一些，保安处分的程序简单一些。从这可以看出，对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惩罚措施的裁决，实现司法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最近，挪威枪击案凶手布雷维克被法院判处21年监禁，但法院又同时决定，罪犯在刑满后，如果依然被认定对社会构成威胁的话，可被继续收押。如果因为这个人是精神病人就给予强制医疗，又有侵犯人权的危险。

刑法第95条规定：外国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于刑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驱逐出境。有人会问，什么样的精神病人才可以强制治疗呢？刑法的难题在于寻求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保障公民个人的人权之间的平衡。这意味着，以后精神病人是否需要强制治疗，要由法院来裁决，这样就既可以防止被精神病，也可以防止对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一放了之。二是对精神耗弱或喑哑人的行为可以减轻处罚。

保安处分核心是司法裁决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他们在刑事法庭之外，还有治安法庭，后者审理的案件大概相当于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劳动教养所调整的对象。比如，一个不满14岁的孩子杀了人，他虽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却已经危害了社会，需要采取收容教养等措施，来教育他、培养他的良好行为习惯等，以预防他将来再次实施此类危害社会的行为。

而在我国，社区矫正不是一种刑罚种类，而只是作为管制、缓刑或假释等的执行方式。新京报：比如精神病人杀了人，根据保安处分制度要接受强制医疗，怎么保障他的权利？刘仁文：我上面提到的英国那个判决，就是去医院接受强制治疗，治好了才能放出来，所以并没有事先规定一个期限。

（2）对特定人的保护管束。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能对其施加刑罚，而他们的存在又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为了有效地保卫社会，对他们就应采取刑罚以外的方法，针对其实施危害行为的原因，采取相应措施。